器物有法:汉画像石与汉代政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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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宁县双沟镇出土的汉画像石《牛耕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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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山区苗山汉墓画像石《鼓瑟图》(局部)


  ◎文/冯浩 杨磊 图/武利华

  ■编前

  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民法典关乎公民切身权益,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法律制度的发展完善,是人类文明的重大成果,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缩影、人类文明积淀的精华。本期的专题,由两位法学专家借汉画像石上的历史信息,为读者解析汉代的政法思想。

  《明史·刑法志》云:“历代之法,皆以汉《九章》为宗”,足见汉法的价值。然而,相比于沿袭自秦朝的法律形式,其法制指导思想更值得关注。汉代法制指导思想,有两大转变期,一为汉初摈弃秦的法家思想而采“黄老之术”;二是汉武帝时转为经改造后的儒家思想,史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

  如此,由两汉以来确立的儒家正统思想鲜活了千百年,后世对汉代法制指导思想的研究可谓兴盛至极,可是再怎么爬梳剔抉,也终究史料钩沉亦考据单薄,有言犹未及之处。而史学大师翦伯赞曾指出:除了古人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应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同时,在中国历史上,也再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来。既然汉画像石是汉代历史的缩影,那么其必然渗透进了当时的主流思想,包括汉初的黄老之学和后来的儒家思想,这乃是不争的事实。

  一

  汉画像石是两汉时汉代人雕刻在墓室、祠堂四壁的装饰石刻壁画,内容丰富,画面复杂,风格自由,深沉雄大。它兴起于西汉初期,西汉末东汉初得到迅速发展,在东汉晚期臻于极盛,东汉末年才走向衰亡……而哪怕衰亡,也留下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汉画像石这种“丧葬文化”经历了约三百年的发展进程,成为最能体现两汉风貌的艺术形式。

  既是丧葬,便关生死。提到中国古代的生死信仰和神秘主义,就不得不说汉初七十多年间曾一度成为主流政法思想的“黄老之学”,在其“无为”思想指导下为汉初带来了几十年的安宁和稳定。“黄老之学”兴盛,汉画像石初现,故汉画像石的诞生离不开黄老用政一事。

  有学者提出,秦末汉初之际,道教开始宣扬人可以长生不死和羽化成仙。汉代的许多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都体现了祈祷长生和死后升仙的强烈愿望。这一点在汉画像石上也有表现,“神树信仰”“螺女神话”以及出土数量惊人的西王母图像(仅徐州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就有20余幅)等,这些以神人祥瑞为题材的画像内容即来自道教信仰,而当时道教最为尊崇的便是黄老之学。汉画像石的读图顺序与如今不同,都遵循“自下而上,自右而左”或者“自下而上,自左而右”的顺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黄老学说里祈盼由凡间羽化登仙的理想或者是万物自下而上生长的宇宙观念。

  二

  多数人看到汉画像石的第一感受是“简拙”,简单古拙的美,浑厚、苍老、粗线条、粗轮廓,没有浮华轻飘的虚无感,却能表现出飞扬流动的气势,这种平稳与曲动调和的极致,与老子提倡的“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是相呼应的。

  黄老政法思想提倡“无为”“守一”“清静”“以道统法”,汉初统治者将之放在正统地位上,对于国家政局稳定、经济迅速复苏具有重要意义。

  西汉初期,因长期战争,经济凋敝,国力衰弱,最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例证来自《史记·平准书》所载:“天子不能具钧驷”。偌大的国家,贵为天子,居然拼凑不齐四匹相同颜色的马来拉车。

  汉高祖刘邦在位时,采纳了陆贾“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的治国理念,惠帝时期“萧规曹随”,及至文帝登基,据楚汉之争已逾20年,但社会经济依旧残破不堪,因此文帝毫不犹豫确立了他的执政理念:发展生产、藏富于民、宽刑尚法,于是开藉田、亲耕种,下诏书: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对于法律,更是奉行“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文帝遗诏:“朕盖闻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其今天下吏民,令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生死是自然规律,百姓服丧不要超过三天,娶亲祭祀、吃喝玩乐也不要受到影响,可谓将“无为”进行到底,历文景之治,平七国之乱,终有“京师之钱累百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之状。

  这一时期的汉画像石有许多直观展示汉朝百姓耕作和日常生活的天下晏然之景,如春播画像砖的播种耕种场面、收获画像砖的采桑渔猎场面、庖厨画像砖的居家劳作场面等。在汉初艺术中,没有伟大、只有平凡,没有特殊、只有日常,这是一个自得其乐的图景,正如《老子》所讲: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三

  西汉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政权稳定,国力雄厚。“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志向远大的汉武帝在即位第二年便下诏举荐贤良、锐意改革,董仲舒则因“天人三策”脱颖而出,深受武帝赏识。但这一时期的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因为百家中的黄老之学深受太皇太后窦氏的尊崇,故此时应属道儒思想在统治地位上的转变时期,即“由道入儒,儒道互补”:董仲舒是儒学大家,司马迁是黄老之学代表,而马融、郑玄等都是儒道兼通。

  官方政法指导思想的变化,自然影响着百姓生活和心理观念,具体表现在汉画像石的内容变化上,也定然是有过渡的。其中,最为明显的例证就是屡屡发现于包括山东、江苏、河南、陕西和四川在内的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代表着发生在春秋末期“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一重要文化史事件的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图》。

  作为公认的道、儒两家创始人的老子和孔子都生活在春秋时期,文献记载孔子曾四次问礼于老子。在出土汉画像石中,“孔子见老子”图像非常常见,现今确定年代最早的是洛阳烧沟61号空心砖墓墓室隔墙横梁南段画像石,考古报告将其时间段定为西汉后期,另外还有2008年发现的陕西靖边老坟梁墓地M42画像,考古报告将其时间段定为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

  尽管有学者对孔子见老子一事持怀疑态度,如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对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的结论是“故孔子见老聃问礼,不徒其年难定,抑且其他无据,其人难征,其事不信”。姑且不论两人是否真的相见,仅从汉画像石里大量出现的老、孔相见之图中可以窥见的是,汉初在思想领域确有从“黄老之学”到儒家改换一事。统治者要在黄老之学的背景下将经过改造的儒家推向前台,自然不会直接否定道学。如此说来,画像石未尝不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宣传工具,意在说明道儒相通,由道转儒并非背弃。

  四

  公元前135年,始终阻止着汉武帝变更国策、已届70岁高龄的太皇太后过世,她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史记·儒林外传》记载,丞相田蚡随即提出“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此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政法思想从此逐渐成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而此时也正是汉画像石发展炽盛之时,其中恰恰隐含了儒家政法思想的“大一统”“厚人伦”与“美教化”。

  古代帝王、将相圣贤、乐舞百戏、车马宴饮等成了这一时期画像石刻画的主要内容,如徐州贾汪出土的《建鼓图》、铜山茅村出土的《轺车相遇图》、沛县出土的《六博助兴图》,还有现存于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周公辅成王图》以及睢宁墓山汉画像石墓出土的《显赫的仪仗》等。这些画像石比起前期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天、人、地三界图像来说,更为丰满质朴,而比起百姓耕作、社会劳动的图像来说,又有了宏大气势。总的来说,它们给人以稳固、厚重的感觉,雄浑壮阔又不失生动气韵。这样的美学特征既符合恢宏大气的汉家风貌,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自君出”“德主刑辅”“以人为本”和“尊卑有序”的儒家政法理念。

  鲁迅曾叹道:“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两汉的画像石在经历了法、道、儒三家浸润以后,早已成为当时政法思想的重要载体之一,呈现出整体性的民族精神。儒家政法思想通过官方的提倡,形塑了全体民众对统一国家的认可和高度的民族认同感,两千多年来,这一民族的亿万人口始终以说汉语、写汉字、居汉土、着汉服而自豪。

  (本文作者冯浩系中国矿业大学法学系主任,杨磊系泉山区法院研究室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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